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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千光年:AI现在已经参与到自动驾驶、司法建议等领域,充当辅助决策的角色,未来我们能给AI自我决策权吗?
熊明辉:一个根本性的定位是:AI永远只是“辅助”。无论是辅助法官写判决书,还是辅助医生看片子,最终签字的、负责的,必须是那个有专业资格和法律责任的人。
九千光年:AI让我们效率越来越高,为什么我们反而觉得越来越累、越来越空虚?
林玮: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超量社会”。技术加速的结果,是我们制造出了远超自身消费能力的内容产品。电影、电视剧、微短剧,根本看不完。我们被内容产品包围,而不是被人包围。在工作里,我们像牛马一样被驱使,很难体会到自己的存在。
九千光年:AI能画画、能写诗,未来艺术会变得越来越简单吗?
孙周兴:做艺术会越来越难。因为手工时代已经结束了。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风格的油画,AI大概都能做,而且做得更好。
但这不意味着艺术没了。真正的创造才刚刚开始,只是越来越难了。因为以前的艺术,很大程度上是在比“手工技艺”,而以后的艺术将变成观念艺术。谁有伟大的想法、惊人的奇思妙想,谁就是牛人。
手工的消亡不意味着艺术的消亡,而是艺术的升级。它把人逼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你不能只靠手艺吃饭了,你得有思想、有观念、有创造力。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当然是更难了。
九千光年:随着脑机接口技术和人机融合概念的发展,未来人类会不会被机器“入侵”?
李忠伟:比起机器控制人这种科幻场景,我更担心的是人通过技术控制人。现在一些治疗帕金森、癫痫的脑起搏器,需要和手机、控制器通信。但是通信就有安全隐私问题。这不是科幻,是现在就需要开始注意的数据安全和隐私问题。
至于人机融合,比如你装上一条机械臂,你要认同它是“你的”,光能控制它还不够,你还得从它身上获得感觉反馈。你用机械手去摸自己的右手,你的右手能感觉到被触摸,但那只机械手是感觉不到你的。这种“感同身受”的单向性,就是目前技术的鸿沟,也是我们自我认同的边界。所以,脑机接口要真正成为我们身体的延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九千光年:未来的教育应该教些什么?下一代孩子该怎么培养?
徐慈华:在幼儿园阶段,我主张让孩子多玩木头积木,体验真实的自然,做场景化学习。因为人工智能的学习方式是基于海量语言符号的“计算”,而人的早期经验是机器无法替代的。
我经常开玩笑,一个完整的符号由符号形式和意义构成,就像螺蛳有壳有肉。人工智能是拿着螺蛳壳计算出智能,但我们真正吃的螺蛳是有肉的。
王俊:在高等教育中,18岁选一个专业定终身的想法已经不存在了,以后的教育一定是终身教育。通识教育、知识宽度、学习能力、知识迁移能力,这些才是相对不变的。
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求是特聘教授(研究心灵哲学与现象学)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活法。别替古人担忧,也别替孩子们瞎操心。”
安冬:浙江大学特聘副研究员(研究情绪哲学与道德心理学)
“AI能给你答案,但给不了你‘经过20次失败后终于成功’的成长。”
李忠伟:浙江大学长聘副教授,脑机智能实验室双聘研究员(研究脑机智能哲学)
“越是拥抱技术,越要回到真实的世界中去。”
林玮:浙江大学教授、清源学社社长(研究美学与休闲学)
“你可以很忙,也可以很闲,但你不能糊里糊涂。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比怎么活着更重要。”
廖备水: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研究人工智能逻辑与机器伦理)
“每一台机器背后都有人,责任最终要落到人身上。”
高洁:浙江大学长聘副教授(研究知识论与人工智能哲学)
“你可以依赖AI,但你不能‘信任’它。”
徐慈华:浙江大学副教授(研究隐喻认知与思维教育)
“你强,AI让你更强;你弱,AI只会放大你的弱。”
孙周兴: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研究德国哲学与技术哲学)
“一味歌颂技术是幼稚的,一味反技术是矫情的。”
白惠仁: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 (研究科学哲学与科技伦理)
“谁掌握了数据,谁就掌握了这个时代的‘定义权’。”
熊明辉:浙江大学数字法治实验室主任、教授 (研究法律逻辑与法律人工智能)
“一个根本性的定位是:AI永远只是‘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