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到林语堂先生写的《生活的艺术》的时候，他特别挑出一节写了陶渊明，并评价他为“人生的爱好者”。陶渊明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位文人，也是充满争议的文人，有人认为他懦弱地厌世，有人认为他高洁地隐世，显然他在林语堂先生眼中是后者。他认为陶渊明就是能够把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消极的人生观念适度地结合起来，得到一种和谐的中庸哲学的最好的例子。

众所周知，他在年轻时五次出仕，胸怀“大济苍生”的伟大抱负，官途不顺最后辞官回家，过起了隐士生活，并且在他的诗文中表现出对安定自在、自给自足的农居生活表现出满足和由衷的自豪。在四十一岁最后一次辞官后，他踏着《归去来兮辞》永远地走上了隐士的生活。从此《归去来兮辞》成为了多少文人眼中对自由的呼号，呼唤着心灵的回归，淳朴本性的回归。

一首首《归田园居》表现了他对田园生活的天然钟爱，试问有谁能放弃来之不易的仕途生活，甘心种瓜种豆。在当时那样的乱世中，陶渊明却情愿手中没有一点权力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心地坦白的、谦逊俭朴的乡间诗人，一个智慧而快乐的老人。但他却又没有完全放弃人世，没有彻底逃避人世，而是使他的七情都调合起来：文学的浪漫主义和道家的闲散生活，加之其对于儒家学说的反抗，成就了一种高于普通人格的和谐人格。

陶渊明在中年遭遇了一场大火，把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环境变得愈发窘迫，在这样艰难的境遇里他还是没有放弃写作，更多的是讲述自己对于生老病死的看法和意见，但他一点都不悲哀，用着豁达的情怀表现自己对人生的看法。所以他才写出“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样的名句。在他眼中死亡不是那么可怕的东西，反而能带来的是他和山河融为一体。这难道不是一种本我与自然的和谐？著名学者余秋雨曾对他的这段话的理解，结合了桃花源记，得出了“他是生命哲学和生态哲学的领路人”这样的结论。在我的眼中他正是能够生活于超越人生和脱离人生的境地而不仇视人生的最好代表。

可能如今的我们，也被太多东西束缚，无法达到自己想成为的自己，无法完成对自身的渴望，这就是一种不和谐的相悖。也许现在的社会，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物质与思想不能用相同的速度增长。我就是那一类没有过多抱负没有过多追求的人，我想生活的环境也和现在所处的环境不同，我想成为的绝不是我现在成为的这种人，大概就是陶渊明口中的“世与我而相违”。我想要的绝不是流于浮华、灯红酒绿的生活，我追求的也就是陶渊明口中的“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的生活。如果可以我也想隐于世俗成为一个“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农人，每天可以推开窗看见“木欣欣而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的景象。

我也曾问过我自己，我能够抛弃我所拥有的一切，单纯地回归田园吗？答案自然是不能，就拿我来说每次出游自然手机pad不落下，就算到了山中的度假村，第一件事也是在酒店大堂连wifi，所以说，我既不喜欢这样的生活，又沉迷于这样的生活。现在的我，自然不能用一句我不能为了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然后放弃来之不易的一切物质生活，解印而归。即将荒芜的田野在呼唤着我，我难道就可以义无反顾地抛开一切隐世而去吗？

其实归根结底是他强大的内心自我造就了精神上的寄托。“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这一俯一仰中，他的人生价值已实现。他就是这样真实地生活在生活中，悠然自得地周旋在周遭的景物之间。那是一种怎样的自得与满足，才能写出“羡万物之得时，感悟生之行休”、“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芸籽”的诗句。

自古文人学者评价陶渊明最多就是“和谐”这两个字，他那种对人生的爱好，由种种积极、合理的人生态度，去获得他特有的能产生和谐的那种感觉。

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要达到陶渊明这种高度是不可能的了，我们所做的大概就是平静心智，淡泊功利，慢慢地、慢慢地靠近他的那种人生造诣。悉心体会自然的旨趣，有一天或许也能得出“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这样高远的生活的追求。

林语堂先生写陶渊明的那一章大题叫《谁最会享受人生》，他评价孔孟老庄各有优劣，唯有最后一位陶渊明和谐超然，人生如此确实只有让别人艳羡的份。也许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平和心智，多一份淡定超然，多一份闲适安逸。学会取舍学会放弃，抛开樊笼，回归自然。